上海书展正如火如荼般的进行着，文学周更是邀请了很多国内外著名作家，像重量级的大腕，2015年诺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很多中国作家也不会错过这样一次推销自己的机遇，很多作家都会借此机会，宣传自己的作品，为自己的新作代言站台。

上海书展是集中展现中国出版界实力的好机会。国内虽然有其他书展，比如广州还有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但是在北方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而四月份北京的国际图书订货会，徒有其表。至于香港书展，我们只能望洋兴叹，就算有机会到港，很多书也只能随手翻翻，如果想带回来，恐怕要费一番周折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书展既是宣传的机会，也是肯定的时刻，出版界一年的辛劳都集中在这一刻展现出来。对读者来说，这也是近距离接触出版界和认识图书的机会。当然，某种意义上，书展可以看作各种书店的联盟展览会，不仅仅体现在卖书这种基本功能上，更多的时候是提供了一种场域，人与书相遇的场所。身处其中，不仅要人与书相遇，还要通过书的媒介，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关联，哪怕这种短暂的关联不会升华到亲密的朋友或恋人关系，仅仅是一种“原来有这么多喜欢读书的人”那种找到同类，再也不感觉到孤独的感觉就足够了。

基于这个原因，我约人很喜欢约在书店，现在的很多书店代替了咖啡厅的功能，同时还能提供咖啡厅不具备的文化氛围。这大概是书店生存困境的一个折中化，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多元化经营，但同时这种经营也丰富了书店功能，把一个单纯的买书和卖书的交易变得有情趣起来。

从书展到书店，这其中不仅折射出的是一种图书出版业的困境，更多的时候让我们意识到书籍和书店也绝非像我们平时说的那样濒临灭绝。是的，出版是夕阳产业喊了很多年，但依然如此；电子书要取代纸质书也叫嚣了很久，但最也只是多提供了一种阅读媒介；书店，一家家倒闭关门歇业，似乎昭示着一个无人读书的精神荒芜时代的到来。但这充其量是一种表象，无法折射出书业内部本质的变化。

近期刚读了一本介绍日本东京书店的书《东京本屋》，作者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她花了六年时间拜访东京那些不同风格的书店。所谓“本屋”相对于书面语“书店”的说法，更有几分口语的亲近感。这大概是日本书店与我们书店的不同之处。虽然都在经历全球化的兴衰更替，但是日本的书店给我的印象更坚韧，更接近理想的生存状态。

这与我们对书店的日常认知好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经常说起北京的万圣书园，南京的先锋书店，杭州的枫林晚书店，郑州的城市之光等，总是将这些独立书店看作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这固然不错，但文化地标意味着一种象征，一种本身不具备的影响力，一种被赋予的城市精神的代表。这无形中让我们逛书店的时候产生一种朝圣的精神假象，好像进一次书店类似于心灵和精神得到了净化。但是书店能够具备这样一种超脱的文化影响力吗？

相反，吉井忍《东京本屋》中提到的很多独立书店就像我们身边的杂货店一样普通，书店很小，但是小而专，专而精，那种大而全的书店不是没有，随着书业的衰落也经历了动荡。日本的轨道交通很发达，车站这个空间慢慢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所以在日本，从车站检票口出来，没几步路就能直接走到一条商店街，各种日常生活的商店，书店也是其中之一，就如同杂货店一样普通。换句话说，书店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大概是日本书店与中国书店最大的不同，日本的书店极力地融入社区，努力让书店与他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产生日常生活关联，让自身具有了社会的属性。而我们的书店，更注重一种文化的稀缺属性，总是强调与日常生活的背离，反而在小心翼翼中丧失了自身独立生活的能力。